文化中国行丨从独处高台到“全国十大” 莫尔寺何以令人瞩目

　　天山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

　　“用6年时间基本认识了这座存在了约2000年的莫尔寺遗址，很值得！”4月24日，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肖小勇与记者分享喜悦之情。当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揭晓，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入选。兴奋之余，肖小勇认为，这里依然还有很多吸引着他继续探索的未解之谜。

遗址全景 资料图

　　莫尔寺遗址是迄今发现位于我国最西部、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是我国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和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此次评审专家认为：莫尔寺遗址以基本完整的结构布局、较为齐全的寺院建筑类型、较早的年代和延续较长的时期，为呈现佛教初入中国后在新疆的传播及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提供了丰富鲜活的资料。

　　见证了莫尔寺从“独处高台少人识”到“举世瞩目耀群芳”的肖小勇认为，关于这座遗址的故事，能够帮助人们深入认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了解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繁荣之景。

　　戈壁寻踪

　　2019年，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启对莫尔寺遗址的主动考古发掘，在带着考古队进入遗址前，肖小勇已经单独去了好几次。

　　“历史上留存有关莫尔寺遗址的信息极少，除了矗立在高台上这一方一圆两座佛塔，周围没有可见的遗存，至于沙土之下可能有什么，更没有任何历史资料可寻。怎么开始？从哪里入手？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大问题。”肖小勇说，他一次次在新疆和北京之间往返，把自己的所见和设想，与考古界的前辈交流。

遗址出土的佛像面部、手部残片 资料图

　　莫尔佛塔之名源于它的形状——很像烟囱，它出现在近现代考古文字记载中，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队在新疆各处文化遗址上的疯狂盗掘有直接关联，但因为没有发现重要的文物，所以“探险家”们只留下了只字片语的记录。在明确莫尔佛塔是佛教遗存之前，它曾被认为是古代废弃的烽燧。

　　新中国成立后，莫尔寺遗址在我国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受到文物部门的关注，文物保护工作者组织调查队对佛塔和地面遗存做了测绘、画图，留存了数据信息。2001年6月，莫尔寺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初识莫尔寺遗址的过程中，喀什市文物部门和喀什博物馆的专家给了肖小勇很多支持，“他们陪着我一趟趟去遗址，就为做一个决定——从哪里开始发掘第一锹，这可不是随便挖的，要从可行性、文物安全等多个角度考虑。”最后，他们选择从佛塔周围一个边缘区域试探性发掘。

　　惊喜来得很快，考古发掘开始后半个多月，坚实的沙土下就出现了石膏佛像的残片，接下来发现，不止一块、不止一种、不止一类。肖小勇和队员们一下子兴奋起来了，“至少明确这里是有遗存等待我们去发现的，心里那块‘不确定’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在肖小勇的微信朋友圈里，有莫尔寺的日出、日落，有时还有星光闪耀的天空。在他的记忆里，在莫尔寺发掘，就是不断与天气斗智斗勇。

　　“暴晒的夏天，想躲会儿阴凉吧，‘大土包’上一棵树都没有；想搭个凉棚，瞬间就能被大风吹散架；好不容易遇到阴天吧，沙尘又来‘欺负’人。”肖小勇记得有一年，队里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学生被突来的大风吹得打了十几个趔趄，“差点儿就把人吹跑了。”

　　他们只有调整工作时间，天不亮就开工，日落甚至到接近凌晨时收工，白天12时到17时在室内做力所能及的事。

　　6年时间里，考古队走了一批批大学毕业生，又来了一批批新生。他们带着满满的新鲜感和热忱，在荒芜的戈壁滩上追梦，踏踏实实地学会探方、清理遗物、装袋密封、分类存放、画图、拍照……“莫尔寺的发掘成果，离不开他们的认真和投入，不放过任何一片微小的遗物、一处痕迹。”肖小勇说。

　　千年拼图

　　除了丰富的石膏佛教造像残件，在莫尔寺遗址，考古人员相继发现了陶、铜、石、木、骨、纺织品类遗物，还有汉剪轮五铢、唐开元通宝、龟兹小钱等钱币，6次发掘发现遗物共计3万余件。

遗址中出土的泥瓦 资料图

　　“在众多遗物中，有一块六趾佛足木雕，这让我们联想到《隋书》中记载的疏勒王‘手足皆六指’，有一件面目亲和的石膏佛像面部残片，融合了犍陀罗和中原风格的佛像特征，这是典型的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果，还有一片长41厘米的佛掌，说明当时的佛像比真人要大出两倍，由此可见莫尔寺当时的规格。”肖小勇细数着6年发掘以来，那些让他震撼和惊喜的瞬间。

　　在这数万件遗物面前，肖小勇感叹：“今天还能见到它们，是万幸。”

　　为什么这么说？莫尔寺修筑在固玛塔格山东南部的一片台地上，位置较高，千年来饱受风雨侵蚀，造成废弃后的遗址中诸多建筑的坍塌，包括佛塔塔身的部分，这些冲洗下来的泥土一年年一层层将众多遗物覆盖起来，也因此得以保存至今。

　　通过2024年的考古发掘，已经可以判断出遗址主要分布在两个紧邻的台地上，这里曾是一片建制完整的寺院建筑群，考古人员清理出两座佛塔的塔基，还有包含僧舍、回廊式佛殿、长方形佛殿、讲经堂、厨房等在内的18座单体建筑共62个房间，以及两条连通各建筑之间的阶梯式踏道。

　　“目前，两座佛塔的结构更加明确了。我们对佛塔底部堆积的解剖结果表明，两座佛塔下还各有两层基座和方形台基，这些发现更新了圆塔为三层方形塔基和方塔分三层的原有认识。”肖小勇认为这正是考古的乐趣所在，发掘、预判、证明、推倒、再探索，这个过程很漫长，但会给研究积累下厚厚的“财富”。

莲花纹木质构件 资料图

　　结合出土遗物和碳十四测年的结果，可以确定遗址始建于公元1世纪，约9世纪末10世纪初废弃。在公元1—3世纪，圆塔是遗址的中心，那时候已有了山门、踏道、僧舍等建筑。到了公元4世纪，随着莫尔寺僧侣数量的增加，逐步修建了佛殿、厨房、讲经堂和方塔，这是中原佛教的建筑形制，而遗址中心也变为佛塔、佛殿并重。

　　“遗址最新的发掘进一步明确了莫尔寺遗址的兴废年代，比较完整地揭示了当时地面佛教寺院的布局、结构和功能以及后来的变迁，这是难能可贵的发现，为研究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王永强说。

　　从遗址内公元4世纪后的佛教遗存中，可见印度、中亚、犍陀罗、西域本地和中原文化元素融合的现象。

　　“不同时期佛像的高低大小、五官特征、线条表情、发型发饰、衣物饰品等都有区别，有‘高鼻浓眉深眼’的，也有‘细眉长眼圆脸’的，带有佛教在进入中国传播过程中不断纳新、融合、创造的痕迹。”肖小勇说，这些佛像证明佛教自进入西域，就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莫尔寺遗址也因此成为体现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有力见证。

　　2024年，考古队在遗址新发现一件泥瓦，这件源于中原建筑文化的遗物，为证明莫尔寺的建筑方式受中原影响提供了线索。“虽然我们无法判断莫尔寺和史书记载武周时期曾在西域疏勒镇修建过的大云寺有关联，但这件泥瓦至少为莫尔寺曾是中央政权修建的大型佛寺提供了重要证据。”肖小勇说，而这也是当时中央政权对西域有效管辖的证明。

　　守脉传薪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提升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水平。

　　莫尔寺遗址的身旁是恰克马克河流经的冲积平原，近年来随着雨水的增加，植被和昆虫对遗址的侵害也越加明显，佛塔上有虫蛀的眼儿，塔基下有悄然造访的草根。一边发掘，一边保护，在考古发掘推进的同时，自治区文物部门也持续为佛塔做本体加固，防止自然原因导致坍塌损毁。

肖小勇在莫尔寺遗址现场。天山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摄

　　“莫尔寺遗址的考古研究工作即将进入资料整理、报告撰写、研究阐释阶段，为遗址今后的展示利用打好基础、备好功课。”王永强说，通过6年的发掘，考古人员较为清晰地掌握了关于莫尔寺遗址的历史沿革、建筑工艺及特征、佛教传播过程以及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接下来就要通过对出土遗物的研究和阐释，讲好关于莫尔寺遗址的故事。

　　2024年10月14日，《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2024—2035年）》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批复，公众非常关注的莫尔寺遗址对外开放也随之提上日程。

　　“我们将加强对遗址的历史研究和文化内涵的挖掘，基于考古工作的成果，按照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规划开展本体保护、展示利用工作。”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军说，未来，将对莫尔寺遗址的历史信息进行真实、完整的展示，对其价值进行全面、准确的阐释，整合周边各类文化资源，让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研究展示等为一体的功能，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的重要载体，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